2026年已经过半，中国经济在实现一季度“开门红”后，二季度压力渐显。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动能增势强劲，而投资消费承压、传统产业艰难转型。如何看待这种分化?提振消费的关键在哪里?外贸与人民币国际化如何实现再平衡?敬敬请关注聆听宏观经济领域专家学者们的声音。

　　转型阵痛中的换挡与重构

　　对于物价走势，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给出了审慎的判断。

　　近期PPI回升，主要受海湾局势推高原油价格和AI投资拉动上游需求这两股力量的推动，带有成本推动型通胀的特征。但真正反映百姓生活感受的CPI，回升幅度有限。

　　“CPI的回升不是一个简单的调控问题，它是一个经济基本面的问题。”他指出，只有消费真正起来，物价才有实质性回暖的基础。

　　消费不足：一场深层的结构性改革

　　很多人看到居民储蓄率高，便想当然地认为大家有钱不愿花。刘世锦引用了一组数据来破除这种误解：2024年招商银行的数据显示，50万元以上的客户人数占比仅2.49%，却拥有81.9%的储蓄资产。换言之，97%的储户拥有的储蓄不到20%。“我们现在不能说一看到居民储蓄率还很高，就以为他们只是不愿意消费，这是有很大的误解的。”

　　那么，如何把高储蓄转化为消费?刘世锦给出了几条路径。

　　一是增加企业分红，特别是将部分国有资本划转社保。这一政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已提出，但目前仅划转了两万多亿元，力度远远不够。

　　二是改革税制，适当提高对高收入阶层的直接征税，这一方面可以平抑收入差距，另一方面也能为地方政府开辟新的稳定税源。当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更多来自直接税时，他们就会更加关注产权保护，吸引更多投资者和创业者。

　　在短期提振消费方面，刘世锦特别关注中低收入群体面临的两大难点：社保和住房。他用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一个在北京跑外卖的农民工，在农村老家可能有一套两三百平方米的小楼，但一年回去住不了几天;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却挤在北京某间十几平米的地下室里。“统计部门要统计住房使用面积的话，这个人的住房使用面积是210平米，看起来不小，但它实际住的才是10平米。这就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城乡之间巨大的住房资源错配，亟待破解。而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则被刘世锦概括为“发展性消费”，本质上是“投资于人”，是提升人力资本、支撑创新的根基。“没有一个很好的人力资本的基础，创新是很难搞下去的。”

　　从高顺差到人民币国际化：寻求内外再平衡

　　在出口成为经济增长一大亮点的同时，刘世锦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框架。他将GDP重新划分为“终端需求”和“工具性需求”：消费和非生产性投资属于终端需求，是经济发展的目的;而生产性投资和进出口则属于工具性需求，是为终端需求服务的。他建议采用整体的观念和平衡的策略，在外贸方面，尽可能保持出口优势，同时主动扩大进口。

　　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与人民币国际化紧密相连。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超过30%，GDP占全球约18%，但人民币在国际支付、计价、储备中的占比长期在3%以下。实体经济的体量与货币的国际地位之间存在巨大缺口。刘世锦指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是构建一个足够大、适当大的离岸人民币市场。

　　我们的新动能在蓬勃发展，但旧动能的比重仍然较高。在节目尾声勾勒了转型的图景：旧动能体量大、下滑快，新动能增速快但占比小，两者之间的此消彼长给总量增长带来了压力。与此同时，转型必然伴随分化——供需分化、行业分化、群体分化、宏微观分化，不同领域的人们对经济的感受存在差距。

　　当新动能最终超过旧动能，当利润转化为更广的税收和更高的居民收入，当创造效应大于替代效应，社会保障和民生福利迈上新台阶，经济才能进入一个更加稳定、更具包容性的新阶段。

　　换挡，必然有顿挫;重构，需要耐心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