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

中美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特朗普访华吸引了全球的关注，此访也是美国总统九年来首次访华。此访中，两国元首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双边关系定位，双方取得了加强经贸投资领域机制建设、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成果。中美双方同意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等经贸磋商机制，这是双方在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基础上达成的成果，为百年变局下的中美关系止跌企稳奠定了基础，为中美关系建立了护栏，开启了大国关系的新范式。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起到“定盘星”的重要作用。不管是因为美国39万多亿美元的高债务、高通胀（美国4月份CPI为3.8%，PPI为9.8%），还是面对中期选举，希望中国帮忙调停美以伊冲突，反正与上任初期发起关税战，对全球普征关税相比，特朗普此访对华态度之友好是空前的，谈到中国时连说两个伟大，其还自称建立了历史上中美元首之间最长久、最良好的关系。

在中美关系上，在人民大会堂晚宴讲话时，特朗普专门回顾了美国国父在其报纸刊登《论语》，在美国高院门楣上雕刻孔子等中国圣人，追溯了中美两国从美国建国之初就开始的友好关系。而此行特朗普带领十七位从科技到金融、从农业到航空的全球顶级企业CEO豪华访华团，这些企业家不仅个人富可敌国，而且其个人及公司影响力也是全球性。此举不仅彰显了特朗普对此访的高度重视，也显示出美企对中国、对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重视，显示出中国新质生产力及巨大发展潜力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晚宴上通过美企与中企座位交叉，也加强了中美企业之间的交流、互动与合作，通过此次访问，中美双方在多方面取得成果。作为彼此最大贸易伙伴之一，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利好中美及世界。

在机制建设上，中美不仅为解决中美经贸和关税问题建立了贸易理事会，而且还为了促进中美相互投资建立了投资理事会，这有助于解决中美经贸、投V领域问题，管控好分歧，促进中美经贸投资合作。机制建设实际上正是为了解决中美经贸之间的问题，为中美经贸关系建设起来的护栏，确保中美经贸投资在正常轨道上运行，而在检验标准等非关税壁垒下降等可以继续谈判。关税下降是让经贸重回中美关系压舱石的正常轨道上。

图1：1999—2025年中美进出口贸易额发展变化情况（月度数据）

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为两国经贸关系发展指明了航向。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目前中美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美双方将继续落实前期磋商成果，继续相互推迟关税加征，并落实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安排。更为关键的是，双方将以加强机制建设来解决中美经贸投资问题，促进双向经贸与投资。中美双方还将解决和实质性推动解决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问题。

关税既是成果也要防美方拿301开“新战场”。在商务部公布的中美元首经贸合作成果中，至少有两处提及降税问题。成果中第一处是双方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第二处是同意通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第一处着重战略安排，着眼长远，通过建立制度化框架，解决结构性、深层次问题，为中美经贸关系提供“稳定器”。第二处着重战术安排，立足当前，聚焦具体领域，快速释放合作红利，为双边关系注入“正能量”。如果说前者是“面”的布局，那么后者则是“点”的突破。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体系。

从特征来看，第一处安排是贸易理事会框架下的“同等规模各自关注产品降税”，突出特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建设机制化平台。这是依托于贸易理事会这一常设机制下，把降税谈判纳入制度化、常态化的对话框架，而非一次性交易或买卖。二是各自关注产品的自主性，强调的是中美双方可以独立提出本国关心的产品清单，无需事先协商产品类别。三是体现了“同等规模”的对等原则：强调降税产品的贸易金额规模对等，而非产品数量或类别相同。第二处安排则是在特定范围内的“相互降税等安排”。一是“一定范围产品”的限定性体现在产品范围是双方协商确定的特定领域。“相互降税”的同步性体现在双方同时对对方产品降税，而非分阶段或条件性降税。二是“对等安排”的综合性安排，不仅有降关税，还可能包括关税配额调整、非关税壁垒减少、贸易便利化措施、检验检疫程序优化等。三是目标导向明确，直接服务于“推动扩大双向贸易”，有着更强的操作性和即时性。

从层次来看，第一处安排侧重战略考量。一方面，强调机制建设优先。中美通过建立贸易理事会确立常设性经贸对话机制，这比具体产品降税更有长远意义。机制建设意味着双方希望将经贸分歧纳入制度化轨道处理。另一方面，平衡双方核心关切。允许“各自关注产品”是双方各自提本国最具战略意义的产品类别。对中方可能是突破美国封锁的关键产品；对美方可能是减少贸易逆差的传统优势产品。这种设计体现了“总体平衡”的谈判思路。第二处安排主要基于战术考量。一方面，实现快速见效的政治需求。限定范围的相互降税可以聚焦在互补性强的领域，比如农产品买卖和降税措施迅速落地，为两国元首会晤提供“成绩单”。另一方面，产生示范效应。通过特定领域为更广泛的经贸合作树标杆，积累互信，为后续扩大合作范围奠定基础。

图2：2003—2024年中美相互投资的存量和流量的发展变化情况

在经贸成果当中，农产品和航空领域成为此次磋商成果的两个突破口也并非偶然，作为政治和经济的“压舱石”，这两者既是中美资源禀赋、产业结构高度优势互补的领域，也是双方基于交易可执行性及历史合作传统的共同选择。航空领域是中美巨额贸易的“平衡器”与高端合作的“示范窗”。航空合作是中美经贸关系中单笔金额最大、象征意义最强的合作领域是双边贸易的“调节阀”。航空是产业链深度绑定的“高粘性”合作。这会形成长期依赖关系，与普通商品贸易不同，一旦采购飞机，后续零部件供应、维修保养、软件升级等服务贸易长达数十年。这也体现了成果中的深意，不只是买卖关系也是供应链安全。这种深度绑定让双方利益交织，增加了“脱钩”成本，有助于稳定双边关系预期。长期以来，航空合作通常是中美关系的“破冰”领域和“晴雨表”。在经贸摩擦背景下，重启航空合作信号意义则为双方愿意回到合作共赢的轨道上来。

在人文交流上，伴随着中方对飞机及发动机购买的增加，未来中美加开直航航班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中方领导人早已提出5年5万美国学生来华，中方还对包括美方在内的55个国家实施了240小时的过境免签。相信此访之后美方也会相应对中国学生、学者开放入境提供入学便利，这都是以实际行动来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相向而行。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观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