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化进入了以数据基础设施这一新型系统工程为支撑的全面攻坚新阶段,其核心目标,是为奔腾的数字经济打造安全、高效、畅通的“数据高铁”网络,将海量数据资源这一“新石油”转化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3月1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宏在《求是》2026年第5期发表题为《以高水平数据基础设施助力数字中国建设》的文章。
文章指出,加快建设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国家数据基础设施,既是我国破解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瓶颈、激活数据要素价值潜能的有效路径,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赢得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
文章融合了战略判断、辩证思维与系统施工图的行动纲领,不仅明确了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作为建设数字中国“底座”的核心定位,更通过顶层设计、生态协同与开放合作等层面,系统性地阐述了破解数据流通难题、激活数据要素潜能的战略思考与实施路径。 文章将国家数据基础设施置于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竞争格局的宏大叙事中,其立意直指当前数据要素市场发展的核心悖论与战略机遇。
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其价值释放的逻辑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从过去主要服务于企业内部流程优化与智能化改造,演进到跨组织、跨地域、跨领域的网络协同与价值共创。然而,数据的独特属性——高流动性、非消耗性与其所承载的隐私、安全、权益等多重敏感属性之间,存在着天然的、深刻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在实践中外化为三大普遍性难题:“找数用数难”“跨域加工难”“规模流通难”。尽管各地、各机构建设了众多数据中心、算力平台与数据平台,但由于技术路线各异、标准规范不一、信任机制缺乏,这些投入巨大的设施往往形成了新的、更高层级的“数据孤岛”与“算力烟囱”,导致数据要素无法在全国范围内畅通无阻地流动、组合与增值。
文章在第一部分明确指出,建设和运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正是为了系统性地打破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这一看似难以兼顾的“不可能三角”。其本质,是构建一个覆盖数据采集、汇聚、传输、加工、流通、利用、运营、安全全生命周期的公共性、基础性支撑环境。这绝非简单的基础硬件堆砌,而是一个集技术、标准、规则、机制于一体的复杂生态系统。它的目标,是为社会提供标准化、可信赖、可负担的数据流通“普遍服务”,从根本上降低全社会“用数、治数”的门槛、成本与风险,为数据“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保安全”提供根本保障。
从全球竞争维度审视,文章以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率先启动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的历史为鉴,深刻指出数字经济竞争已进入以数据深度挖掘与融合应用为核心的“下半场”。这为我国实现“弯道超车”提供了战略机遇窗口,但也直面在数据核心技术、产业生态等方面与先进国家的现实差距。因此,加快构建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不仅是激活内部数据潜能的经济命题,更是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参与乃至引领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制定、将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与数据资源优势转化为国家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战略支点。 建设和运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是进一步夯实数字中国发展基础的关键落子。数据基础设施作为一项前所未有的新型系统工程,并无成熟先例可循。文章第二部分通过阐述需要统筹把握的四对核心关系,以鲜明的系统思维与辩证智慧,提出了确保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行稳致远的方法论。
首先,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的良性互动,是避免“碎片化”与激发“首创性”的关键。当前,从“数联网”、“可信数据空间”到“数场”、“数据元件”,多种技术路线与解决方案并行探索。若无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进行概念统一、框架规划与标准引领,极易造成“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割裂与浪费。因此,必须坚持全国“一盘棋”,体系化设计发展愿景、关键任务与制度框架。与此同时,数据应用场景千姿百态,必须充分鼓励地方、行业与企业基于真实需求“先行先试”,将基层成功的创新实践及时提炼、标准化并反哺顶层设计。这种“自上而下”规划与“自下而上”创新的动态结合,是确保基础设施既规范统一又充满活力的中国式治理经验的生动体现。
其次,高质量供给与多场景需求的动态适配,是避免“有路无车”与“有车无路”的核心。没有丰富、高质量、标准化的数据供给,各类创新应用便是无源之水;没有旺盛、真实、高价值的应用需求牵引,再庞大的数据资源也只能沉睡。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在供给侧的作用,在于通过构建互联互通的体系,整合政务、社会、企业等多源数据,形成动态更新、覆盖面广的全国数据“一本账”。在需求侧,则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主动开放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城市治理等关键领域的典型场景,特别是那些跨区域、跨部门的综合性高价值场景。基础设施的任务,正是成为连接供给侧“资源池”与需求侧“应用场”的智能桥梁与调度中心,从而实现数据要素的精准配置与价值倍增。
再次,技术迭代与设施建设的协同共进,是确保基础设施先进性与生命力的基础。当前,隐私计算、区块链、联邦学习等技术快速发展,但普遍面临计算效率、资源消耗、成本控制的挑战,尚不足以独立支撑数据要素的大规模、社会化流通。要以规模化流通应用的需求为导向,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倒逼关键技术的协同攻关与标准化集成。这意味着要在建设过程中,推动不同技术路线的融合、收敛与优化,筛选出既能保障安全可信又能满足性能要求的技术组合,并将其固化为基础设施的底层能力。这是一个技术发展与工程建设相互促进、迭代演进的长期过程。
最后,前瞻布局与可持续运营的双轮驱动,是决定数据基础设施“建得成”、“用得好”的保障。文章将基础设施比作生命体,强调既要“生得好”,更要“长得壮”、“活得久”。在建设环节,需通过多元投融资模式,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便捷交付;在运营环节,则必须遵循市场规律,探索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服务收费和激励机制。这旨在推动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实现从“资源连通”的初级目标,向“价值创造”的深度跨越。这一论述,直面了众多新型基础设施“重建轻营”、难以可持续的痛点,体现了对基础设施长期生命力的深度考量。 基于上述战略考量与方法论,文章第三部分从六大推进方向切入,提出了系统、务实的推进路径,构成了从愿景到行动的完整闭环。
第一,清晰的阶段性目标与规划布局。《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指引》明确了推进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三步走”的总体思路:近期试点探索(2024-2026年),完成顶层设计并开展多技术路线试验;中期规模覆盖(2027-2028年),建成支撑数据规模化流通的基础设施,实现全国大中型城市基本覆盖;远期主体建成(到2029年),基本建成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主体结构,基本建立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体制机制。这一规划既体现了紧迫感,又保持了战略耐心,致力于确保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与国家发展战略同频共振。面向“十五五”,文章强调要以促进数据高效流通利用为主线,推动行业、区域、企业各类数据基础设施的一体衔接与互信互认。
第二,多元化的推进抓手形成强大合力。其一,发挥重大项目的牵引作用,通过中央财政重点扶持基础性、公益性项目,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旨在打造一批标杆工程,形成示范带动效应。其二,将标准研制置于先行地位,直面当前标准体系不完善、协同不足的痛点,旨在加快建立覆盖技术架构、互联接口、运营管理、安全防护等全链条的标准体系,为全国互联互通提供统一的“技术语言”和“交通规则”。其三,深化试点探索与评估推广,通过科学评估不同技术路线在真实场景中的实效,凝练可复制、可推广的共性解决方案,从而加速技术路线的融合收敛与最佳实践的扩散。其四,构建开放协同的产业生态,明确这是一项需政府、行业、企业、科研机构、智库等多方共建的系统工程,旨在培育壮大数据基础设施服务商群体,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市场环境。其五,加快推进数据基础设施领域国际合作,是应对共同挑战的战略选择。在全球化视野下,积极参与数据基础设施、跨境流动、国际标准制定等领域的规则对话与合作,旨在为全球数据治理贡献中国方案,并在此过程中提升我国数字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文章回应了在从数据大国迈向数据强国的关键历史跨越期,如何通过构建新型国家数据基础设施,系统性地破除体制机制与技术障碍,全面激活数据要素潜能这一时代课题。随着“三步走”战略的稳步实施,这张无形的“数据高铁”网络将逐步成为现实,它不仅是支撑数字中国大厦的坚实基石,更将成为驱动中国式现代化、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强大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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