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耀飞（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自“丝绸之路”概念提出以来，学界对丝绸、丝绸之路及其内涵的研究持续深入。其中，丝绸之路研究成果最为丰硕，不仅涉及道路走向、商品交易，更延伸至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风俗，研究范畴从河西走廊—天山廊道拓展到蒙古草原、青藏高原及海上丝绸之路。尽管路线几经变迁，但其核心贸易品——丝绸，始终未变。

《丝绸之路上的丝绸》

杜文玉 主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此处的“丝绸”，不仅指蚕丝、丝布等织品，更涵盖养蚕、制丝等技术工艺的传播，以及以丝绸交易为核心的商业往来、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今人对古代丝绸的认知，依托于历史文献梳理与考古丝织品研究，这些内容均在杜文玉主编的《丝绸之路上的丝绸》中得以系统呈现。全书50余万字、300余幅图片，全面梳理了丝绸之路上的丝绸交流历史，完整地反映了历史长河中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丝绸贸易情况，构成了对丝绸之路上丝绸研究的完整、系统的内容。该书不仅是对丝绸之路上丝绸的全方位梳理，更是对丝绸丰富意象内涵的全面揭示。该书对历代丝绸生产技术的进步与产品特点进行了深入研究，凸显了丝绸的三种核心属性：礼器属性、商品属性和使者属性。

　　丝绸的礼器属性。《丝绸之路上的丝绸》第一章以丝绸的起源与分布为切入点，再次确证中国是全球最早开发蚕丝价值的文明发源地。相较于后世的实用功能，丝绸早期更具神性与政治隐喻——因其稀缺性成为贵族阶层的专属符号，与玉器并列构成“玉帛”体系，承载部落结盟、诸侯朝贡等国家层面的叙事。《左传?哀公七年》中“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记载，正是上古时期以丝帛为政治认同信物的直接见证。

　　考古领域的“重玉轻帛”现象，主要因丝织品易腐烂的特性所致，但不应忽视其深层的精神价值。作者郑旭东援引赵丰的研究指出，丝绸最初兼具三重神圣用途：作为殓葬逝者的“尸服”，取意于先民对蚕茧化蝶、沟通天地的生命崇拜；作为祭祀仪式的“祭服”，充当人神对话的媒介；以及融入日常服饰的祭祀用品，构建起连接生死两界的精神桥梁。这种礼仪属性催生了“亲蚕礼”的政治传统：自西周起，王后亲自主持蚕桑仪式，将民间生产活动升华为国家仪典。该制度绵延千年，既彰显了统治者对农桑根本的重视，更将丝绸的文化象征深深植入中华文明的基因之中。

　　丝绸的商品属性。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丝绸逐渐走向大众化，进入平民阶层。其产地不断扩大、产量持续上升，进而有充足余量用于交易。该书第二章探讨了我国古代丝绸生产技术与丝织工艺的发展，第三章则进一步梳理了古代丝织技术的外传。而丝织技术外传的前提，正是丝绸的商品属性：通过各类交易将丝绸传播至世界各地后，相应的丝织技术也随之扩散。该书第四章、第五章分别梳理了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的丝绸贸易，第七章则聚焦中外考古发现的丝织品，以此见证丝绸贸易的全球化进程。第七章是全书最厚重的章节，占比达30%，由敦煌学家沙武田统稿，汇集了陕西师范大学、新疆博物馆、西宁考古研究所、东华大学、敦煌研究院等机构专家的研究成果。内容不仅涵盖新疆、青海、甘肃等地丝绸的最新考古发现，还包括希腊罗马世界、东欧、中亚、日本等海外地区发现的中国丝绸。

　　这些不同地区的丝绸，大部分通过贸易手段从中原传入，少部分则是当地掌握养蚕、丝织技术后自行生产。尽管丝织技术可通过贸易外传，但受自然环境与社会习俗限制，没有任何国家或地区能将丝织业规模扩大到与我国相当的水平，因此其基本丝织品需求仍需从我国购买。丝绸的长期贸易，将丝绸之路的繁荣延续了数千年，其间还逐渐融入诸多其他商品及附着于商品的文化元素。

　　丝绸的使者属性。数千年的丝绸贸易，对中外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悠长运河的纤夫号子，到无垠大漠的驼铃声响，再到广袤海洋的海鸥翱翔，丝绸在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上往复流通，在中外时空里穿梭，化身为 “使者”，串联起世界各地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与不同信仰的人群。

　　该书第六章由赵梦涵、刘进宝撰写，专门探讨丝绸贸易在中外交流中的地位与影响。一直以来，我国丝织品出口量在古代世界首屈一指，直至清末才被日本赶超。事实上，该书未提及的是：进入20世纪，尤其是70年代以后，我国蚕茧与生丝产量重新超越日本，夺回世界第一生产国的宝座。如今，我国的丝织品出口，仍延续着古代丝绸之路上丝绸贸易的重要作用，只是从贸易比重来看，丝绸已不再是我国外贸行业的主要商品。即便如此，无论古代的丝绸贸易，还是当代的丝织品出口，都充分彰显了丝绸的使者属性。第六章第三节聚焦丝绸贸易的文化意义，作者通过丝织品绘画、丝绸纹样图案与铭文锦这三类带有文化意蕴的丝织品，具体阐释丝绸贸易对中外文化交流的推动作用。丝绸质地坚韧、质感光滑，在古代远胜于其他各类织物，无论作为商品交易，还是作为贡品馈赠，都具备“文化使者”的身份，将中华文化传播至世界各地。

　　我们常说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即造纸术、指南针、火药与印刷术。但这四项发明的成熟多在秦汉以后，更能代表中国古代文明高度繁荣时期的科技水平。而先秦时期对蚕丝价值的发现、对养蚕缫丝技术的发明与传承，比“四大发明”早得多。因此，2008年中国科技馆新馆开幕时，“奇迹天工——中国古代发明创造文物展”展出了丝绸、青铜器、造纸印刷、瓷器四大类文物。2015年，湖州钱山漾遗址被命名为“世界丝绸之源”，这是丝绸自然属性层面的起点；而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则是人文意义上的起点。我们不仅要关注丝绸的自然属性，更需深入研究其人文属性——由西安学者领衔撰写的《丝绸之路上的丝绸》，正是这样一部高质量的学术著作。该书不仅是研究丝绸之路历史演进的重要之作，也对古丝绸之路文化传播史研究和开展“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光明日报》（2025年11月06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