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毛晶慧

　　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当前，我国人口面临结构性挑战，突出表现为少子化、老龄化。随着我国人口总量逐渐见顶，我国经济增长的态势如何？面对复杂的人口形势，如何挖掘人口结构中的“新红利”？怎样改善政策措施，充分释放人力资源潜能，从而提振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趋势？对此，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厉克奥博接受了中国经济时报专访。

　　人力资源总量更能决定长期经济发展潜力

　　中国经济时报：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随着我国人口总量逐渐见顶，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如何？未来将呈现怎样的发展态势？

　　厉克奥博：人口负增长是工业化、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可避免的人口过程。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就开始走低，去年我国人口数量开始出现负增长，这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尽管随着疫情形势好转，我国人口总量有望在未来两年重现正增长，但是从长期来看，中国人口总量拐点已到。

　　虽然我国人口总量会见顶，但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不会下降，其根本机制是人口质量正在不断提升和改善。一方面，我国国民的健康程度在提高。1960年我国的预期寿命只有不到50岁，而60年过去了，我国的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7岁左右，接近一般发达国家的水平。另一方面，我国国民受教育水平也在不断提升。预计30年后我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将达到11年左右，而年轻人将全面普及高等教育。随着人口质量的提升，再以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作为有效劳动供给的测度已经不能准确反映全社会人力资源的现状。相比传统的基于人口抚养比的衡量标准，更好地提升和利用人力资源总量才是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事实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审视人口问题，所谓的“人口红利”，即较低的人口抚养比、充沛的年轻劳动力供给，未必能带来较高的增长潜力。印度近50年来年均人口增速达到1.9%，15—64岁人口增速为2.3%；非洲国家的平均人口增速和15—64岁人口增速分别高达2.8%和2.9%，但较高的人口增速却未能转化成可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时报：面对人口发展的新变化，如何正确看待当前我国的人口数量与人力资源的关系问题？

　　厉克奥博：研究人口问题不应只关注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还要关注人口质量的变化。我认为，人力资源总量而不是人口总量更能决定长期经济发展潜力。人力资源是指具有良好的身体条件和知识技能，从而有能力在各行各业从事生产劳动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劳动力。如果以此来重新认识人口问题，会发现我们过去几十年人口质量的不断提升和改善，带来了丰富的人力资源红利，其依旧可以支撑中国经济在未来30年里保持较快水平的增长。

　　日前，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的团队测算了我国人力资源总量，并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进行了预测，研究发现，即便在被普遍认为比较悲观的人口增长预期下，即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认为205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会低于1.4，我国人力资源总量仍将在2040年之前持续增长，2041-2050年间将保持基本稳定。若折算成2020年的人口当量，我国2050年的人力资源总量将达到16.4亿人，相较于2020年提升15.4%。国民健康程度和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将有效地对冲劳动人口总量的下降。如果人力资源能得到有效提升和充分利用，那么人口质量的提升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器。

　　挖掘人力资源“新红利”

　　中国经济时报：当前我国人口面临结构性挑战，如何挖掘人口结构中的“新红利”，怎样更好实现人口的高质量发展？

　　厉克奥博：要挖掘人力资源的“新红利”，我们的目标不应局限在通过鼓励生育让人口结构更年轻，还应聚焦于如何加强医疗卫生、教育培训等重点领域的投资，提高各年龄段人群的人力资源。

　　同时，我们还要更加充分地利用好现有的人力资源，现在有一些年轻人遇到了就业困难，也有大量有意愿继续从事工作的活跃老人，这些人力资源如果能配合上高效的职业教育和弹性的退休选择，可以更加充分地释放出经济活力。

　　此外，勤劳是我们的民族性格，中国人的劳动参与率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明显较高。这都是我们在人口负增长阶段可以有效缓冲的优势条件。人口是一个长期变量，也是一个慢变量，对此不必特别焦虑。

　　“三举措”释放人力资源潜能

　　中国经济时报：人力资源潜能的释放需要有适当的政策予以支持，应如何改善现有政策措施，充分调动人力资源潜能，从而提振我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

　　厉克奥博：第一，建立弹性退休制度，激发高龄人群的健康红利。当前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还是沿用20世纪50年代制定的标准，那时候我国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40岁左右，70多年过去了，预期寿命提高了30多岁，但退休政策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已经是世界范围内平均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这成为限制劳动力供给的制度壁垒。此外，不同学历背景、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适用统一的退休年龄，这不管从公平还是效率来说都不合适。因此，建议未来尽快实行弹性退休制度，设计公平合理的退休金发放规则，在尊重劳动者个人意愿的前提下，激励从事知识经济领域的劳动者延长退休年龄，同时也给体力劳动者更多的选择空间。弹性退休制度和社保制度既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也有助于缓解老龄化焦虑，充实劳动力市场，减轻我国的社保负担。

　　第二，积极推进教育改革。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基础教育投入，由九年义务教育逐步向十二年义务教育推进。义务教育的普及对提升全民受教育水平，特别是帮助落后地区的孩子接受良好教育是至关重要的。另一方面，要推进全民教育，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根据我们的研究，对30岁以上的中青年、中老年群体进行包括职业培训和技能培训在内的再教育对我国人力资源总量的边际提升尤其显著。

　　第三，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投入，提升全民健康水平。要健全疾病监测和防控体系，提高对传染病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防控能力。此外，我们在医保方案设计、疾病防控等各项制度安排上要充分考虑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影响，帮助老年人更充分地应对常见病，使他们更积极地步入新的人生阶段，更健康地投入到新的生产生活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