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健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信息中心

　　如果只看一个数字，很容易得出“中国制造正在退出美国市场”的结论。2025年，美国市场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降至11.1%，较2020年的17.5%明显回落。与此同时，美国从东盟进口商品达到4536亿美元，同比增长29.2%。一边是中国对美直接出口占比下降，一边是东盟对美出口快速上升，表面上看，似乎是一场清晰的产业替代。

　　但把供应链前后端放在一起看，结论就没有那么简单。2025年4月，越南对美出口同比增长34%，同期从中国进口也大幅增长。越南出口扩张的背后，仍有相当部分原材料、零部件、设备和生产能力来自中国。供应链并非从中国“整条搬走”，而更像是被拆成若干工序，重新分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

　　这正是今天讨论“雁行模式”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旧式的雁阵正在淡出，但分工、转移和升级并没有停止。变化在于，过去以成本差异为主导的线性梯次转移，正在变成由关税、地缘风险、技术限制、市场准入和供应链韧性共同塑造的多节点网络。

　　从“产业搬迁”到“工序重组”

　　传统雁行模式的画面很直观：一个经济体成本上升、产业升级，成熟制造业就向成本更低的下一站转移。日本向“四小龙”转移，“四小龙”再向东南亚和中国转移，工厂的地理迁徙大体沿着劳动力成本和产业能力的梯度展开。

　　今天的供应链调整却越来越不像“整厂搬家”，而更像“工序切片”。企业把关税敏感、劳动密集或需要贴近终端市场的环节放到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地，同时把关键零部件、设备、工程能力和一部分研发留在原有产业集群。结果是，海关统计中的“原产地”发生了变化，但增加值和中间品的来源未必同步变化。

　　2025年，中国与东盟货物贸易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中国对东盟出口4.76万亿元，同比增长14%，东盟占中国出口比重达到17.6%，高于美国的11.1%。这组数字说明，中国外贸重心确实在调整，但这种调整并不等于制造能力简单外流。更值得观察的是，中国正在从“最终产品出口中心”向“中间品供应商、设备提供者和资本输出者”延伸。

　　三张图里的二十年：雁阵从单线变成多节点

　　把2005年、2015年和2025年的亚洲对美出口结构放在一起看，这种变化会更加清晰。下面的图并不是官方统计曲线，而是依据公开贸易数据和产品复杂度指标绘制的示意拟合图，重点是观察各经济体在产业层级和出口结构中的相对位置变化。

　　图1 2005、2015、2025年亚洲对美出口“雁阵”对照(作者依据公开数据拟合)

　　2005年，中国仍处在快速追赶阶段，日本在高技术产品一端保持明显优势，韩国、中国台湾以及东南亚经济体分布在不同层级。那时的雁阵仍接近经典模型：技术和产业能力从高位经济体向后发经济体逐级扩散。

　　图2 2005年亚洲对美出口结构示意

　　到了2015年，中国形成了覆盖中低端到中高端制造的“宽峰”，成为亚洲制造网络中最重要的综合性生产中心。越南等经济体开始进入加速阶段，但整体仍处于较低产业复杂度区间。

　　图3 2015年亚洲对美出口结构示意

　　2025年的图景则明显不同：中国的相对份额回落，但产业覆盖面仍然宽;越南在劳动密集型和电子组装环节快速抬升，墨西哥凭借近岸优势进入重要位置，中国台湾、韩国和日本继续在半导体及高技术环节保持较强存在感。过去“一只领头雁带着一列跟随者”的画面，正在变成若干产业节点同时上升、彼此嵌套的网络。

　　图4 2025年亚洲及相关经济体对美出口结构示意

　　这也是本文核心的判断：雁行模式并没有完全消失，但传统的线性排序已经不足以解释今天的亚洲贸易。新的分工更像一张网，而不是一条线。

　　决定工厂去哪儿的，已经不只是工资

　　过去企业选择生产基地，首先比较土地、工资、物流和汇率。现在，关税和原产地规则正在直接进入企业的成本函数。2026年7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相关301调查下对多个贸易伙伴实施10%或12.5%的附加关税，并设置部分产品豁免。无论如何评价这类政策，其结果都很明确：贸易政策本身正在成为企业选址和供应链设计的重要变量。

　　这会改变企业的决策方式。以前是“哪里更便宜，就把产能迁到哪里”;现在则要同时计算关税、政策稳定性、原产地要求、客户所在市场、供应链安全以及突发事件下的备份能力。很多企业因此不再追求单一地区的成本，而是在中国、东南亚、印度、墨西哥等地同时配置产能。

　　从管理学角度看，这意味着供应链从“效率优先”转向“效率与韧性并重”。一个成本略高但能分散风险的工厂，可能比一个低成本、却高度集中于单一区域的工厂更有价值。

　　越南、印度、墨西哥：三种不同的“新节点”

　　越南的优势来自与中国供应链的地理邻近和产业衔接。它在电子、纺织、光伏等领域承接了大量组装环节，但其进一步升级取决于能否形成更完整的本地配套。如果长期停留在“进口零部件—本地组装—再出口”的模式，附加值提升空间会受到限制;如果原产地规则持续收紧，本地化深度又必须进一步提高。

　　印度的逻辑不同。它拥有超大规模本土市场、较丰富的劳动力和较强的软件服务能力，近年来也在智能手机、汽车和半导体封装测试等领域强化制造能力。印度真正需要解决的，不只是“能否接到订单”，而是能否把订单转化为稳定的产业集群和本地供应链。

　　墨西哥则代表另一条路径：近岸外包。它靠近美国市场，又处在USMCA框架之下，在汽车、电子和工业机械等领域具备明显区位优势。墨西哥的上升说明，今天的供应链重构已经不再局限于亚洲内部，而是在全球范围内重新组合。

　　这三个节点的共同点，是都在受益于全球供应链分散;不同点在于，它们承接的产业层级、市场半径以及对既有亚洲供应链的依赖程度并不相同。因此，用“谁会成为下一个中国”来概括这场变化，反而容易把问题简单化。

　　技术扩散也从“线性传递”变成“分层流动”

　　传统产品周期理论假设，一项技术在经济体成熟后，会逐步向后发经济体扩散。过去几十年，东亚制造业升级大体符合这一逻辑。但今天，技术扩散出现了明显分层：高端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受到更严格的政策和安全约束，成熟制造技术则仍通过跨国投资、设备输出和供应链合作持续扩散。

　　这意味着，后发经济体仅靠“承接产业转移”并不一定能够自然完成升级。真正决定其能否向上爬升的，是教育和工程师供给、本地供应商能力、产业集群完整度、资本投入以及能否形成自主学习和再创新。

　　对中国而言，这也形成了一个双向过程：一方面，关键技术领域需要提高自主能力;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在电动车、光伏、机械设备等成熟或优势产业中，又正在把资本、工艺、管理体系和部分技术能力向东南亚等地输出。中国既是技术追赶者，也是越来越重要的技术和产业能力输出者。

　　中国的位置：从“世界工厂”走向“世界工厂的工厂”

　　如果只看终端产品的原产地，中国在部分美国进口中的份额下降是事实。但如果把视野扩大到中间品、设备、资本和工程能力，中国在亚洲制造网络中的作用并没有按同样速度下降。越来越多的最终产品可能贴上“越南制造”“印度制造”或“墨西哥制造”的标签，但其背后的机器设备、零部件、原材料、供应商体系和投资资本，仍可能与中国深度相关。

　　这可以概括为一个角色变化：中国正在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工厂的工厂”延伸。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可以永久锁定的位置。随着越南、印度、墨西哥等经济体提升本地化率、培养本土供应商，中国在部分中间环节也会面临新的替代和竞争。真正重要的，不是守住每一道低附加值工序，而是能否持续掌握关键零部件、先进设备、产业标准、技术迭代和高效率供应链组织能力。

　　同时，中国内部仍存在显著的区域梯度。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转移部分制造环节，与企业向海外配置产能并行发生。未来的制造版图，很可能不是“国内或海外”的二选一，而是“沿海—内陆—东南亚—近岸市场”的多层次组合。

　　雁阵犹在，航线已变

　　因此，今天真正发生的，并不是雁行模式从全球贸易中消失，而是它的运行机制发生了变化。过去的雁阵主要沿成本差异和技术梯度依次移动;今天的雁阵，则同时受到关税、地缘风险、技术边界、市场准入和供应链韧性的塑造。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领头雁不再只有一只，航线也不再只有一条。

　　未来判断一个经济体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位置，不能只看它出口了多少最终产品，更要看它掌握了多少关键中间品、技术、资本、标准和供应链组织能力。亚洲制造业竞争的核心，也正在从“谁拥有更多工厂”，转向“谁掌握更关键的产业节点”。

　　雁阵没有消失，它只是从一条线，变成了一张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