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锦春

2026年7月8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科技盛会，此次会议释放的信号远超常规年度表彰——既是一次国家创新战略的系统宣示，更是一份面向各类创新主体的清晰行动蓝图。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正从全球科技的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已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这一战略判断，为后续政策定下了总基调。

紧随其后，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将这一战略导向进一步具象化为可操作的政策举措：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从7月8日的战略宣示到7月30日的系统部署，两次会议紧密衔接，共同勾勒出中国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清晰路线图。

科技创新本质上是为人类创造增量知识的过程，其产出表现为科学发现、通用原理及技术原型等。从经济学属性看，这类活动具有显著的公共产品特征——成果非竞争、非排他，易外溢。与之相对，产业创新则以企业为主体，核心驱动力在于通过率先应用新技术获取超额利润，因而具有极强的专用性和排他性。两者“公共性”与“专用性”的根本差异，构成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之间天然的制度性鸿沟，使得知识生产与价值转化之间往往存在“断层”。要有效实现二者融合，不能仅靠简单叠加，而需要深入剖析创新主体在合作、激励、风险分担及利益分配等环节中的具体矛盾，并针对性地构建贯通机制。笔者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构建“两新融合”评价体系，强化融合发展的动力机制。该体系需系统考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在目标导向、风险承担和评价标准上的本质差异。

在目标导向上，科学家和研究者的核心驱动力在于探索自然规律、拓展人类认知边界，以获取学术声誉和“首创”认可为首要追求，更注重成果的社会价值而非直接经济回报；而企业家等产业主体以利润最大化和竞争优势为目标、以市场需求为牵引，严格遵循成本收益原则，精细测算创新投入的产出效率，属于典型的经济理性行为。

在风险承担上，科技人员通常在稳定薪酬保障下从事不确定性研究，其失败本身亦具有科学意义（可排除错误路径），且风险主要由公共财政或公益基金兜底，因而敢于挑战成功率极低、回报周期极长的前沿“无人区”；企业则直接面对资金损失压力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在技术路线选择上更趋务实和保守，偏好成熟度较高的集成创新，力求规避研发投入的不可控风险。

在评价标准上，科技创新以学术影响力和社会价值为标尺，侧重高水平论文、引用频次、国际权威奖项、发明专利授权等长周期累积性指标；产业创新则以财务绩效和市场地位为准绳，关注投资回报率、净利润、营收增长、市场份额等显性指标。若技术无法有效转化为财务或市场优势，即便其先进性突出，也可能被视为低效甚至失败。

第二，构建“两新融合”生命周期成长体系，激发两大阶段主体的协同动力。

科技创新主体长于“专”与“深”，在实验装置操作、数据分析、理论推演等垂直学科领域功底扎实，但跨学科整合能力和工程化落地能力相对薄弱；产业创新主体则不仅需要技术研发能力，更依赖强大的工程化推进、供应链协同、资本运作、品牌营销及组织管理等多维能力，最终实现产品的商业化闭环。

在创新阶段上，科技人员深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致力于“0到1”的原创性突破，追问“是什么”和“为什么”，倾向于将问题复杂化，深入揭示机理与规律；企业人士则聚焦于“1到N”的试验发展环节，推动技术从原型走向工程化、产品化、商品化，围绕“怎么做”和“怎么用”展开，追求稳定性、良品率和成本可控性等实用性指标。

两类主体、两个阶段、两种属性，需分类施策、协同推进。在科技创新端，应发挥政府母基金的引导作用，政府要做到“到位”而不“越位”，“补位”而不“缺位”，重点支持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供给；在产业创新端，则主要交由市场机制发酵孕育，政府的核心职责是弥补市场失灵、提供公共产品、维护公平竞争，而非替代市场进行技术路线选择。

第三，建立产业需求牵引的多元融合体系，畅通“两新融合”转换机制。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本质上是将原本相对分散、偏重前沿探索的科学研究活动，纳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现实坐标，引导其从“自由漫游”转向“需求锚定”，形成相互赋能、互促双强的良性循环。其基本逻辑，在于破解科技创新“公共性”与产业创新“专用性”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构建一个双向奔赴、有机协同的多元融合体系。这好比人体心脏造血与各器官细胞用血之间的关系，离不开一套周密完备的转换机制。

一方面，充分发挥产业需求的牵引作用。首先，产业需求为科技创新提供“精准导航”，有效扭转科研活动盲目追求技术指标先进性的惯性，推动其更加关注市场真问题，贯通从“最初一公里”到“最后一公里”的创新全链条。其次，产业需求充当科技成果的“筛选漏斗”，在反复纠偏与试错中，助力有价值的成果跨越“死亡之谷”，实现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惊险一跃。再次，产业需求扮演“加速器”角色，为科技创新提供真实的工程化场景和海量反馈数据，大幅缩短技术迭代周期。更为关键的是，产业化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能够反哺基础研究，形成“科研—应用—获利—再科研”的良性循环，使整个创新体系具备自我造血与持续进化的能力。

另一方面，系统构建多元融合的支撑体系。在主体维度，需组建组织化、协同化的创新联合体，厘清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中介机构等各方的角色定位与分工职责，形成分工明确、协同作战的合力格局；在环节维度，要打通“研发—试验—应用”全链条的无缝对接，尤其要补齐概念验证、中试熟化等关键中间环节，防止创新链条“断点”；在要素维度，要为人才、资本、数据等核心创新要素构建自由流动、高效配置的机制，确保其精准服务于“两新融合”的现实需要；在机制维度，则需建立覆盖各参与主体的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制度，从评价机制、权益分配机制、容错纠错机制等多层面形成系统完备的规则体系，为融合提供稳定可预期的制度保障。

（作者系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苏州大学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