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刘慧

近年来，“全球南方”重新成为国际讨论中的高频概念。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暨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实践教授、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全球伙伴关系主任周咏梅日前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在传统援助体系收缩、全球发展失衡加剧的背景下，南南合作的重要性明显上升。

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全球伙伴关系主任周咏梅

周咏梅认为，全球南方国家积累了越来越丰富的发展实践，但这些实践背后的机制、条件与治理逻辑，仍缺乏充分的理论化总结。长期以来，国际发展领域形成了一种主流叙事，即通过“最佳实践”和“正确政策”推动发展转型。这种思路背后隐含着一个重要假设：发展中国家的主要问题，是缺少对好制度和好政策的认知。因此，国际发展合作长期强调制度移植、治理改革以及对善治的追求。

“但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实践不断挑战这一逻辑。”她说，许多成功实现工业化和结构转型的国家，在发展初期并不具备今天意义上的善治条件。产权保护不完善、法治体系不成熟、政府能力有限等问题普遍存在，但这些国家依然能够推动产业升级、维持社会稳定并实现持续增长。

在周咏梅看来，这意味着，发展的关键并不只是制度形式是否符合某种标准，而在于制度能否发挥核心功能。世界银行《2017年世界发展报告：治理与法律》提出，制度建设最重要的是形成三项能力：可信承诺、促进合作和有效协调。很多国家的发展过程，并不是先有完美制度，再实现发展，而是在解决具体问题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强化制度能力。

周咏梅表示，中国的发展经验在这一点上尤其值得重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并没有成熟的市场制度和完善法治体系，但通过地方竞争、干部激励、渐进式改革和试点推广，逐步形成了组织资源、吸引投资和推动产业升级的能力。中国绿色转型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京津冀空气治理、河长制等改革，并不是在成熟制度基础上的简单执行，而是在应对跨区域、跨部门治理问题过程中，逐步形成新的协调机制和治理能力。

“中国经验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提供一套可以简单复制的政策模板，而在于展示了一种使发展变得政治上可行、制度上可持续的治理逻辑。”她说，对于今天的南南合作而言，重点不应只是分享成功经验，而应更多转向共同诊断问题、共同适配机制和共同建设能力。